上海(闵行财务代理)案例_股东恶意调整财务科目,系损害公司利益行为财务公司
时间: 2022-02-22 09:08:04 浏览次数:31
【裁判要旨】上海财务公司公司资本公积金是公司资产,属于公司全体股东所有,只能用于公司扩大生产经营或转增注册资本,不得用于弥补公司亏损或转为负债等其他用途。控股股东为推动公司上市而将其对公司的债权转上海财务公司入资本公积,应视为其对公司债务的豁免,控股股东再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擅自将资本公积调整为公

【裁判要旨】

上海财务公司公司资本公积金是公司资产,属于公司全体股东所有,只能用于公司扩大生产经营或转增注册资本,不得用于弥补公司亏损或转为负债等其他用途。控股股东为推动公司上市而将其对公司的债权转上海财务公司入资本公积,应视为其对公司债务的豁免,控股股东再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擅自将资本公积调整为公司对其的应付款,减少了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小股东利益,依法应当承担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的责任,将账款调整回资本公积科目。

【案号】

(2020)沪民再1号

【诉讼主体】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上海财务公司二审上诉人):上海红富士家纺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董服龙。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苏玲。

【基本情况】

再审申请人上海红富士家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财务公司红富士公司)因与上海财务公司被申请人董服龙、苏玲损上海财务公司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终65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沪民申94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红富士公司的诉讼代表人林义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芸、被申请人董服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轩羽、被申请人苏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请求】

红富士公司申请再审称:

1. 二审法院认定三笔涉案款项交易真实存在,缺乏证据证明。董服龙提供的单据只能证明人民币49,300元(以下币种相同)是其个人参加培训的费用,不能证明是公司的合理支出,应当认定董服龙侵占了公司资产。关于50,000元报销款,系苏玲自报自批,不符合公司财务流程,从账册来看苏玲购买劳防用品并向员工发放款项的过程不符合常理,且发放表上三名签收上海财务公司人员系案外人,身份及签名真实性无法核实。苏玲一、二审均未到庭,也没有提供证据,应当认为苏玲放弃答辩权利,董服龙提供的证据不能代表苏玲。关于会务费2,100元,该发票出具单位为“上海外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航公司),无法证明会务实际合法发生且发票上没有记载出具时间,明显系事后补开,苏玲在没有发票情况下自报自批,应当返还公司。

2. 关于38,640,081.80元资本公积金问题的处理,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资本公积金形成后,不能随意被调整,更不能调整为其他应付款,任意调整的行为违反《上海财务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以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根据2016年3月6日录音、2008年股东会报告、2014年8月21日董服龙签字的《审计反馈意见说明》以及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红富士家纺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关联企业业务和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查证报告》(以下简称天衡会专326号报告),结合董服龙、苏玲的夫妻关系、两人为红富士公司控股股东和一致行动人等事实,可以证明董服龙和苏玲将自己对公司的债权转为资本公积上海财务公司是真实意思表示,后来两人又擅自将资本公积调整为公司对两人的应付款,导致公司债务增加。之后董服龙和苏玲将该债权加上高额利息转让给案外人,审计报告也显示2014年底公司其他应付款中未显示对董服龙和苏玲的应付款,可见董服龙、苏玲已实现其个人利益,给公司造成了实际损失。此外,红富士公司2019年2月23日股东会决议,以红富士公司一直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为由解除与董服龙、苏玲的股权转让协议,将上海德威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威公司)股权归还董服龙、苏玲,损害公司利益。综上,红富士公司请求本院撤销(2018)沪01民终6564号民事判决,判决支持红富士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判决董服龙、苏玲将38,640,081.80元调整回红富士公司资本公积账户。

【被上诉人辩称】

董服龙辩称,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1. 关于三笔款项的问题,其已经提供了支付凭证和交易依据。49,300元是公司高管培训费用,是直接支付给学校的,并非侵占公司资产或损害公司利益。50,000元报销款是用于发放员工福利,员工领取的是购物卡而非现金,不存在逻辑矛盾,苏玲没有参加一、二审不代表放弃实体权利,一、上海财务公司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所作裁判是正确的。2,100元会务费的支出有发票证明,该发票符合当时的发票形式。

2. 关于四笔资本公积金,是为了红富士公司上市做账,才将红富士公司对董服龙和苏玲的其他应付款转入公积金,并非有实际资金流入,原审法院认定资本公积金应当只进不出没有考虑到公积金的来源,这种情况实际是财务处理的方式,后会计师事务所认为转入没有任何凭据和依据,所以才作了调回其他应付款账目的处理。董服龙和苏玲并没有对红富士公司进行债务豁上海财务公司免的意思表示,2008年股东会报告只是会前通知材料,后因缺少债权人豁免的材料,因此股东会取消了有关资本公积调整的议程。2014年底将资本公积金调回是公司行为,不是董服龙、苏玲个人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红富士公司2017年7月15日股东会决议也认同资本公积金调账处理的方式。即使法院认定资本公积调账是董服龙、苏玲对红富士公司的债务豁免,也应当计入营业外收入,而非资本公积。

苏玲辩称,同意董服龙的答辩意见。关于50,000元报销款,系用其名下信用卡替红富士公司刷卡购买购物卡,发放上海财务公司给员工之后将50,000元报销,不存在侵占公司资金。关于会务费2,100元,系其参加新劳动合同法讲座的培训费,作为公司管理层,有权利审批并参加2,100元费用的会议。关于资本公积金调整,同意董服龙意见,且其从来没有豁免红富士公司债务的意思表示。并认为其不是财务主管,只是红富士公司副总监,兼管财务工作,2007年之后的财务报表其均没有签过字。

【一审认为】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红富士公司章程规定,虽然林义相的监事任期已满,但在红富士公司未选任出新的监事之前,林义相仍然可以行使监事职责,上海财务公司林义相以监事身份作为红富士公司诉讼代表人提起诉讼,主体适格。红富士公司未能举证涉案三笔报销款系董服龙、苏玲违反忠实义务,因此涉案三笔款项侵占事实不能成立。

关于资本公积,一审法院认为董服龙、苏玲将对红富士公司的应收款(债权)转为资本公积,系董服龙、苏玲行使债务豁免,不违反当时的法律以及行政法规的规定,已经转入的资本公积金属于红富士公司所有,是公司资产的构成部分。该笔资本公积金的增厚,不是企业资产计价变动,不属于“可进可出”的“资本公积-其上海财务公司他资本公积”,而是《企业会计准则》中的权益性交易形成的“资本公积-资本溢价”,属于“只进不出”的情形。红富士公司要求“确认董服龙、苏玲将资本公积金擅自减少的行为为侵权行为”的诉讼请求不构成诉;请求“董服龙、苏玲将资本公积减少的38,640,081.80元予以转回,转回方式为另行开立银行账户,将该笔款项打入该账户中”的诉讼请求内容,因客观上涉案资本公积金减少仅是公司账务处理,系在科目上予以调整,红富士公司没有举证已发生自公司处流失38,640,081.80元款项或者对应资产的侵害结果。因此一审法院上海财务公司认为红富士公司的请求内容不适当,无基础事实,一审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难以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红富士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5,507.41元,上海财务公司由红富士公司负担。

【二审认为】

二审法院认证认为,红富士公司提供的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且无法证明其欲证明的目的,故不予认定为二审新证据。关于董服龙提交的证据,因其并未针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故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不再认定为二审新证据。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一、红富士公司主张对于上海财务公司涉案的三笔款项,董服龙、苏玲违反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忠实勤勉义务,侵占公司财产,故应由董服龙、苏玲作相应返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就三笔涉案款项董服龙均已提供案外人交易对象所出具的发票等,亦存在公司财务审批手续,故相应交易均为真实存在。红富士公司就其关于董服龙、苏玲违反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忠实勤勉义务,侵占公司财产的主张未能提供切实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上海财务公司故对红富士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二、红富士公司于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为“确认董服龙、苏玲将资本公积减少的行为为侵权行为”,侵权行为应为事实行为,但红富士公司要求法院确认董服龙、苏玲的行为为侵权行为,其该项请求因不具有诉讼内容而不构成诉。至于红富士公司主张的“董服龙、苏玲将资本公积减少的38,640,081.80元予以转回,转回方式为另行开立银行账户,将该笔款项打入该账户中”的请求内容,二审法院认同一审法院裁判理由。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5,507.41元,由红富士公司负担。

【再审认为】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是林义相是否有权以监事身份代表红富士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二是红富士公司为董服龙缴纳的交大培训费49,300元、苏玲领取劳防用品费50,000元以及2,100元会务费是否系侵占公司资产,是否应当返还公司?三是案涉四笔资本公积调出是否损害公司利益,是否应当调回?

一、关于争议焦点一

根据红富士公司章程第41条规定: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1人,监事的任期每届三年。上海财务公司监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章程第42条规定:监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据此,虽然在2016年11月21日,红富士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之一为林义相不再担任红富士公司监事,但该股东会决议内容已被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沪0112民初34221号民事判决予以撤销,根据章程规定,在新的监事产生之前,林义相仍然可以行使监事职责,因此其代表红富士公司于2016年12月提起本案诉讼时,主体适格。2017年7月15日,红富士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了《上海财务公司关于免去林义相先生为红富士公司监事并选举苏玲为新一届监事的议案》,该行为发生在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并不影响林义相已经代表公司提起的诉讼,且选举苏玲为新一届监事,明显与本案中林义相代表红富士公司要求苏玲返还财产、调回资本公积的诉讼请求冲突,该股东会决议内容不具有正当性。目前,该2017年7月15日股东会决议已被(2019)沪01民终8327号生效判决认定为无效,林义相有权代表红富士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本院对其起诉资格予以确认。

二、关于争议焦点二

(一)关于49,300上海财务公司元交大培训费。案涉49,300元交大培训费产生时,董服龙系红富士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该培训费系红富士公司直接缴付至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开具了发票,并经红富士公司财务审核后入账。由于红富士公司并无十分明确的为相关人员支付培训费用的规定,而董服龙一审时也提交了红富士公司为公司其他人员支付有关培训费用的证据,可见在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为董事、高管或其他员工支付培训费用系公司日常开支,并无证据证明该笔支出违反公上海财务公司司规章制度。而本院再审过程中,董服龙提交了上海交通大学《结业证书》,对其就读的“上海交通大学企业资本运营课程高级研修班”进一步予以说明,该《结业证书》载明董服龙参加培训的时间为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与红富士公司向上海交通大学支付49,300元的时间即2013年6月17日相吻合,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予以采信。据此,红富士公司请求董服龙返还该49,300元,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50,000元劳防用品支出。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董服龙一审提交的证据以及苏玲于本院再审时的陈述,该50,000元系分三次由苏玲领取,上海财务公司上海世纪联华超市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于2013年1月22日、1月24日和1月30日向红富士公司出具了20,000元、10,000元、20,000元劳防用品发票,红富士公司员工温香香、李娟、方石中分别以2013年春节福利的形式领取了20,000元、10,000元、20,000元。本院认为,红富士公司主张的该50,000元均有正式发票入账,在会计科目均记载为“管理费用/福利费用()总经理室”(摘要:苏玲劳防用品),且有温香香、李娟、方石中签字的《2013年春节福利发放表》予以佐证,可见相关费用均已正式记账,红富士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该发放福利的行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或财务制度,对上海财务公司其请求苏玲返还该5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2,100元会务费。该笔款项在红富士公司会计科目记载为“50205管理费用/办公费公司费用”(摘要:苏玲报会务费)。红富士公司认为该笔费用为苏玲在没有发票的情况下自报自批,为此董服龙于一审时提交了外航公司出具的发票,证明该笔费用有正式发票且已入账。本院再审时,苏玲出庭对该笔会务费进行了说明,即其代表公司参加与劳动合同法有关的培训会议而支出。本院认为,劳动合同法于2007年6月29日通过,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而本案所涉2,100元会务费系于2007年10月18上海财务公司日由红富士公司工作人员吴影代苏玲领取,与苏玲所称其代表公司参加劳动合同法相关培训的时间相吻合,结合苏玲系红富士公司大股东,分管行政、人事、生产等多方面业务的身份,其解释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至于外航公司彼时的经营范围不包含承办会务,与相关会议是否实际举办并无必然联系,而手填发票在当时也未禁止使用,因此本院对红富士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对其要求苏玲返还2,100元会务费的诉请不予支持。

三、关于争议焦点三

本院认为,董服龙、苏玲2014年10月31上海财务公司日将案涉四笔资金从资本公积转出的行为违反《公司法》《会计法》以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系对红富士公司的侵权行为,应当重新调整至红富士公司上海财务公司资本公积项下。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从资本公积的法律性质和用途来看。资本公积是企业收到的投资者超出其在企业注册资本所占份额部分的资金,以及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等。资本公积与企业收益无关而与资本相关,资本公积的所有权归属于投资者,是所有者权益的有机组成部分,它通常会直接导致企业净资产的增加,因此,上海财务公司资本公积信息对于投资者、债权人等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十分重要。资本公积的来源包括资本(或股本)溢价、接受现金捐赠、拨款转入、外币资本折算差额和其他资本公积等,其中债权人豁免的债务包含在其他资本公积项下。《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不得用于弥补公司亏损。因此,资本公积金的用途仅限于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本案所涉四笔款项于2014年10月31日从资本公积项下调出后,并非用于扩大红富士公司生产经营,也未用于增加红富士公司注册资本,而是重新记回董服龙、苏玲名下,成为红富士公司对董服龙、苏玲的应付款,造成红富士公司债务增加,违反《公司法》上海财务公司对资本公积用途的规定。

反观红富士公司2010年与2012年的两次增资行为,2010年12月15日增资1,500万元,增资后,2010年底红富士公司资本公积从年初106,479,081元变为年末91,479,081元,减少金额恰为1,500万元;2012年9月26日增资52,675,361元,增资后,2012年底红富士公司资本公积从年初91,479,081元变为年末38,803,270元,减少金额恰为52,675,361元。关于增资来源,虽然董服龙、苏玲称上海财务公司该两次增资系对外借债后用于表面的工商登记,之后即归还借款人,与资本公积减少的金额无关,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若该陈述属实,则红富士公司存在虚假增资的可能,而其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嫌疑;董服龙提交的2020年1月15日明宇报告书显示,2012年9月30日,红富士公司从资本公积项下划转52,675,361元至上海幸福指数居家用品有限公司,该划转行为同样违反《公司法》对资本公积用途的规定。事实上,董服龙、苏玲均认可各股东除之前投入的资金外,并未在2010年、2012年另行投入资金,结合本院再审中另查上海财务公司明的董服龙2014年8月21日签字的《审计反馈意见说明》,注册资金7,283万元的构成即包含新股东的投资款,董服龙于本院再审时的陈述与其一审陈述相悖,且未能进行合理解释,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本院认定2010年与2012年两次增资款均来源于当年资本公积。该两次增资行为完全符合《公司法》对资本公积转增公司注册资本这一用途的规定,且董服龙、苏玲完全知晓。

其次,从相关会计准则对资本公积的规定来看。本案所涉四笔资本公积转入时间为2007年6月及12月,转出时间为2014年10月,因此应以行为当时的会计准则进行评价。上海财务公司财政部发布的自2001年1月1日施行的《企业会计制度》第八十二条第七款规定,“资本公积项目主要包括:……(七)其他资本公积,……债权人豁免的债务也在本项目核算。”财政部发布的自2007年1月1日施行的《企业财务通则》第十七条规定,“对投资者实际缴付的出资超过注册资本的差额,企业应当作为资本公积金管理。”2008年12月26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业2008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规定,“企业接受的捐赠和债务豁免,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符合确认条件的,通常应当确认为当期收益。如果接受控股股东或上海财务公司控股股东的子公司直接或间接的捐赠,从经济实质上判断属于控股股东对企业的资本性投入,应作为权益性交易,相关利得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2013年1月1日《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5号》第六条规定,“企业接受非控股股东(或非控股股东的子公司)直接或间接代为偿债、债务豁免或捐赠,经济实质表明属于非控股股东对企业的资本性投入,应当将相关利得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可见,无论是控股股东还是非控股股东,其对公司作出的捐赠或债务豁免,从经济实质上如果可以认定为对公上海财务公司司的资本性投入,那么就应当将相关利得计入资本公积。本案中,董服龙、苏玲系红富士公司控股股东,其于2007年将案涉四笔资金调入资本公积项下后,红富士公司相应的应付款减少而净资产增加,意味着红富士公司的资产负债比例发生重大变化,资本公积的增加即为资本性投入在财务账面的具体体现,该行为本身即可认定为控股股东对公司的债务豁免,即使没有相关股东会决议或债务豁免文件,也不影响控股股东对公司债务豁免这一行为性质的认定。

第三,从案涉资本公积的形成上海财务公司和发展过程来看,董服龙、苏玲豁免相关债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四笔资本公积金的来源即董服龙、苏玲向案外人出让红富士公司股权应获得的股权转让款中的部分,以及董服龙、苏玲向红富士公司出让德威公司股权应获得的股权转让款中的部分,2007年6月30日以及2007年12月31日调入资本公积项下时,即表明董服龙、苏玲作为债权人已经豁免了公司债务。对于该债务豁免行为,有以下事实予以印证:一是红富士公司寻求上市。董服龙于本案中始终认为2007年将相关债务调入资本公积系出于红富士公司上市需要,财务报表需要做得漂亮,因此需要降低负债、增加资产,苏玲对于红富士公司上市目的亦表示认可。据此,豁免相关债务并将案涉四笔款项从应付账款转入资本公积,是董服龙、苏玲出于推动公司上市目的而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引入新股东投资款的定价依据。王慧敏投入1,500万元获得红富士公司3%股权,熊洁投入600万元获得红富士公司6%股权,另2,400万元系林义相帮助红富士公司上市的相关咨询工作的对价,均按照红富士公司估值5亿元为基础而作出,上海财务公司该估值远远大于红富士公司的实际资产价值,而董服龙、苏玲豁免其对红富士公司相关债务并计入资本公积的行为,从实质上使得其对红富士公司的投入与新股东比例相当,也与其在红富士公司中所占股权比例相当,更加符合公平、等价原则。如上所述,资本公积属于投资者所有,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事关重要,林义相所称董服龙、苏玲放弃对公司的债权而将相关资金转入资本公积的说法,与实际情况相符。三是2007年至2013年七年审计报告。2007年案涉四笔资金转入资本公积时,红富士公司债务上海财务公司相应减少而资产相应增加,经当年审计报告确认,且其后连续六年审计报告均确认了上述调账结果。董服龙、苏玲作为红富士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于七年的审计报告是明知的,且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报备,该行为意味着对公权力机关的如实申报,不得任意推翻;而董服龙、苏玲在相关股东知情权案件中向小股东提供的2007年至2013年资产负债表也确认了案涉四笔资本公积,意味着其对红富士公司其他小股东的公示与承诺,产生商事外观效果,亦不得随意反悔。

第四,从该转出行上海财务公司为对红富士公司的影响来看,该转出行为已经实际损害公司利益。2014年10月31日,案涉四笔款项从资本公积项下转出,重新转回为红富士公司对董服龙、苏玲的应付款,红富士公司债务相应增加了38,640,081.80元,该新增债务即红富士公司的损失,且董服龙、苏玲对该四笔资金补提了自2008年至2014年的利息后,将对红富士公司的债权转让给董苏也、董世杰、王敏云。一方面该计提利息金额巨大,即使有董事会决议对计息方式予以认可,鉴于董服龙、苏玲系红富士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未回避上海财务公司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计息决议合法性存疑,该计息行为本身即是董服龙、苏玲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另一方面,红富士公司于2019年3月23日召开股东会,以董服龙、苏玲多次催要股权转让款无果为由解除了与董服龙、苏玲的德威公司的股权交易,并将因该项股权交易所涉资本公积全部调整为零,该调整行为直接减少了红富士公司的资产,损害了红富士公司利益,而意图将红富士公司名下的德威公司股权再次变更登记至董服龙、苏玲名下的行为,使得红富士公司有进一步丧失德威公司股权的可能,上海财务公司同样损害红富士公司利益。事实上,根据董服龙、苏玲与红富士公司签订的德威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实际履约情况,当红富士公司登记为德威公司股东且董服龙、苏玲将红富士公司对其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记载于红富士公司应付款项下时,该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红富士公司成为德威公司唯一股东持续至今,实际享有德威公司一切股东权利,董服龙、苏玲在十余年后单方面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缺乏正当性。又由于2007年12月31日董服龙、苏玲将部分股权转让款豁免上海财务公司并计入红富士公司资本公积时,红富士公司已经不存在对董服龙、苏玲的相应股权转让应付款,则董服龙、苏玲亦无权主张相关款项,更不得以此为由要求红富士公司返还德威公司股权进而损害红富士公司利益。

本院再审过程中,董苏也、董世杰、王敏云称不再向公司主张相关债权,尤其是董苏也、董世杰均确认该两人本身与董服龙、苏玲之间并无情况说明所述的债权债务关系,恰恰证明董服龙、苏玲利用其控制地位,任意处理公司账目,将相关利益转移至其儿子、侄子等亲属名下,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据此,三名案外人与红富士公司相关债权债务的消除并不影响对2014年10月31日案涉四笔资本公积调出行为的判断,2014年10月31日从资本公积项下调出38,640,081.80元的行为导致红富士公司资产减少,对董服龙、苏玲的负债增加,董服龙、苏玲理应将上述款项回归至调出之前的状态。

至于董服龙、苏玲所称调整案涉四笔资本公积系红富士公司的行为而非该两人个人行为,董服龙、苏玲并非损害公司利益的主体。对此本院认为,董服龙、苏玲利用其控股股东身份实际控制红富士公司,出于公司上市目的对资本公积进行调整,在引入新股东投资后又将已经豁免的债务从资本公积中调出,实系两人以红富士公司名义所为的个人行为,已经给红富士公司造成损害后果,董服龙、苏玲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综上所述,董服龙、苏玲将案涉38,640,081.80元从资本公积科目调出的行为系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承担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责任。原审判决认为该调出行为仅仅是公司账务处理,并未给公司造成实际损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海财务公司原审判决对49,300元培训费、50,000元劳防用品费及2,100元会务费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红富士公司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2民初33277号民事判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终6564号民事判决;

二、被申请人董服龙、苏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申请人上海红富士家纺有限公司金额为人民币38,640,081.80元相关会计核算予以更正,恢复人民币38,640,081.80元至申请人上海红富士家纺有限公司资本公积科目;

三、驳回申请人上海红富士家纺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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